“她”们不应被拷问

“3年内不结婚，5年内不生育”——招聘中这样的要求令人瞠目，却真实存在于当下职场。近日，有报道称，王婷女士反映自己在求职中多次面对此类婚育拷问，对此她颇感无奈。

智联招聘《2024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》显示，曾在求职中被问及婚育的受访女性占比48.8%；婚育影响职场前景的数据调查中，女性占比32.9%，高于男性的24.9%。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，女性群体就业仍然面临被询问结婚、生育等人生规划问题，一些女性因婚育原因，在薪资待遇或职业晋升方面受到影响。

从王婷的经历中，我们看到的并非只是个体的困境，更窥见了整个社会对于性别角色评判的偏见，“王婷”就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所有“王婷们”在职场中可能面临的境遇。婚育问题成为女性求职的隐形门槛，暴露出职场性别平等的深层危机。高度性别化的工作场所和不平等的家庭劳动分工，都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错过职场晋升、从事低薪非正规工作。这种基于生理差异和社会观念的性别分工理念进而引发的就业歧视，将女性禁锢在“要么工作，要么生育”的二元对立中，既是对女性权益的公然漠视，也是对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。

由咏梅主演的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中，她饰演的李红一角自小就被家中代表着“权威”的父亲要求放弃学业、早些参加工作帮衬家里，到了适婚年龄顺理成章结婚生子，婚后又被一名新的男性要求放弃工作以“全心照顾家庭”。李红的女儿在当上新手妈妈后，在重返职场的面试过程中，也被问到是否婚育的相关问题，而这些问题只针对女性求职者。

诚然，受生理结构影响，生育话题和女性群体深度捆绑，但若因女性婚育情况而形成固化的职场歧视，那本质是将女性物化为生育工具而非完整劳动者。有研究表明，一个性别包容的社会和劳动力队伍会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。那些强制要求女性在黄金生育期承诺“不婚不育”的企业，实则暴露了管理能力的低下。更可悲的是，这种歧视往往披着“关心”的糖果外衣——有男朋友了吗？什么时候结婚？准备要孩子吗？这些看似家常的询问，实则是将女性生育功能凌驾于职业价值之上。

究其背后原因，法律缺位与执行乏力构成了纵容歧视的制度环境。我国《劳动法》《就业促进法》虽明令禁止性别歧视，但缺乏具体罚则与实施细则。当企业将婚育限制隐藏在“不合适”等模糊标准中时，劳动者往往陷入举证困境。

破除婚育桎梏，不能仅靠女性个体的艰难抗争，而需要制度重构、企业转型与文化再造的合力。尤其是社会观念的变革，“育儿是女性天职”的刻板印象亟待修正，是否婚育应完全基于个人选择自由，而非被要求“做”或“不做”，更不应被针对性拷问。一个进步的社会，应当让女性不必在“妻子”“母亲”与“职场人”身份间做抉择，而是能够像男性一样，凭能力定义自身职业人生。（朱兰英）

来源：劳动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