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提出对我船舶征收“港口费”，海运正成为大国博弈的隐形战场

海运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性支撑。作为“贸易动脉”，海运承担着我国约95%的进出口货运量，是和平时期的国际贸易网络核心枢纽，直接影响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国家经济的稳定运行。作为“移动国土”，海运是危机状态下的战略物资投送生命线，直接关系国家应急动员能力和国防安全体系的有效运转。这种双重属性，决定了海运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。

海运战略能力是海洋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

海运是经济发展的命脉。远洋船队是国家经济的“晴雨表”，船队规模与航行效率直接决定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深度。16世纪，荷兰凭借全球规模的商船队，以“海上马车夫”之姿影响全球贸易，阿姆斯特丹由此成为世界金融中心。英国与美国的经济崛起均与海运能力的战略性建设深度绑定，从利物浦港的蒸汽轮船到纽约港的集装箱巨轮，海运能力始终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隐形推手。

海运是军事战略的投射。19世纪英国通过掌控苏伊士运河、直布罗陀海峡等16条战略水道，构建起覆盖全球的“帝国动脉”，支撑“日不落帝国”霸权。美国依托巴拿马运河控制两大洋航运网络，奠定二战后全球领导地位。世界历史反复印证：谁能主导关键航道，谁就能塑造国际权力格局的走向。

海运可演变为制度性权力。历史上的海洋强国不仅拥有庞大的船队与航运网络，更通过规则制定、标准垄断、争端解决等系统性规则制定与法律体系建构，将航运优势转化为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，从而掌握话语权。

国家海运安全面临的结构性风险

当前，国际格局深度调整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、技术革命重塑产业逻辑、非传统风险叠加，进一步冲击国家海运安全。

一是地缘政治武器化。海运正成为大国博弈的隐形战场，从经济发展的主动脉异化为地缘政治博弈的“新边疆”。一方面通过控制战略水道，大国开展硬性争夺。海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依赖于咽喉要道，即狭窄的战略性海上通道。这些至为关键的水道为漫长的洲际海运航程提供了捷径，缩短时间并降低成本。正因为这些咽喉要道不可或缺，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就成为地缘争夺的焦点。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航运规则发挥软影响。海运作为全球经济与战略竞争的核心场域，其规则制定权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。如美国对中国船舶提出征收港口费、增加对相关港口的控制等举措，实质是通过复合手段构建非对称优势。美国通过“长臂管辖”制裁特定国家油轮，对船舶实施资产冻结，扰乱全球能源运输秩序，以“规则嵌套制裁”手段把制度作为博弈的政治工具。

二是技术标准阵营化。技术标准正成为海运竞争的新前沿，其制定权与主导权的争夺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。一些国际平台的技术规范，逐渐从行业共识退化为阵营化工具，形成排他性竞争壁垒，对海运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。

三是非传统安全危机常态化。海盗威胁的区域扩散与手段升级、气候变化引发的航道系统性风险、网络攻击的隐蔽渗透与链式反应、生态环境恶化等非传统风险正呈现跨领域、跨地域、跨层级的复合叠加态势，其突发性、联动性和破坏性远超预测，亟须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。

中国国家海运战略能力的三维构建

新形势下海运安全已超越传统航道控制范畴，演变为融合政治、经济、国防、科技等于一体的多维复合安全。新形势下，中国海运能力建设应聚焦强化海运防御体系、增强技术自主能力、加强规则博弈能力三大路径，将海运安全深度嵌入国家安全大框架，筑牢海上战略屏障，护航民族复兴征程。

一是强化海运安全战略设计，构筑海洋安全之基。海运作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柱，顶层设计需区分“战略海运”与“海运战略”的差异性与协同性。前者保障危急时刻“送得出去”，后者保障和平时期“发展起来”。要构建全链条、多维度、前瞻性的战略框架，统筹国家安全与海上发展的平衡，精准施策筑牢安全屏障。

二是攻坚海运技术，自主打造海洋安全铁链。技术自主是海运安全的核心命脉。面对国际竞争加剧与“卡脖子”风险，需聚焦关键领域实现突破，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，为海运安全提供硬核支撑，同时以技术保障供应链韧性。

三是突破海运规则主导权，掌握海洋安全话语权。海运规则主导权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，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与海洋权益。当前全球航运规则体系仍由传统海运强国主导，通过仲裁规则等机制，将海运优势变为话语优势。中国需以制度型开放破局，在规则重构中实现从“被动适应”到“主动引领”的跨越，推动海运规则体系向更加公平、包容的方向演进。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作为国家战略支点，需要特别强调在海事仲裁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建设。

（作者为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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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作者：谢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