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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娘培养堂哥上985,却毁了他3次姻缘,堂哥做一件事让她后悔莫及

那年冬天,堂哥提着行李箱回来,摔门而去前,朝我家砸来一摞厚厚的录取通知书,伯娘站在门口,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流下。

"我怎么就把他给毁了呢?"伯娘喃喃自语,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
我叫刘小东,今年四十有五,回想起那些年伯娘和堂哥的恩怨,仿佛就在昨天。记忆如同一卷老旧的黑白电影,在我脑海中不断回放。

堂伯在七十年代初下乡插队时染上了肺病,回城后没过几年就撒手人寰了。伯娘刘兰,一个瘦小而倔强的女人,硬是一个人把堂哥刘国强拉扯大。

七十年代末的县城,家家日子都不好过。记得那时候,家家户户还在用粮票、布票,谁家能买到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是羡煞旁人的事。伯娘在纺织厂做工,每月四十多块钱工资,硬是要挤出十块钱给堂哥补习功课。

"娃儿学习是正经事,不能马虎。"这是伯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冬天的时候,纺织厂里冷得要命,伯娘的手指头冻得裂了口子,血往外渗。可她穿着补了又补的棉袄,却给堂哥买了羽绒服。"娃学习是正经事,可不能冻着。"

我家和伯娘家住在同一个大院,听见伯娘半夜起来洗堂哥的衣服,洗完了又用冰凉的水洗自己的。"哗啦哗啦"的水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,像是一把刻刻在我心头的刀。

"刘兰,你这是扒自己的肉给儿子吃啊!"隔壁王大妈常这么说。伯娘就笑,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:"我这不是为了国强有出息嘛。"

我清楚地记得,堂哥房间里有一盏老式的台灯,那是伯娘从工厂废品库里淘换来的。每天晚上,那盏灯总是亮到深夜。灯下,堂哥埋头做题,伯娘就坐在一旁,一边缝补衣服,一边监督。

有次我去借书,看见伯娘枯黄的手指在灯下颤抖,针线穿过布料,像是穿过她对未来的全部期望。"国强他爹走得早,这孩子没人教导,我就得多操心些。"她的眼神里满是疲惫和坚毅。

伯娘的付出没有白费。1985年盛夏,知了声声中,堂哥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。那天,伯娘激动得差点晕过去,邻居们纷纷来祝贺,说刘家出了个状元郎。

院子里,人们围坐在老槐树下,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"这孩子争气啊!"、"刘兰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啊!"、"以后是要进研究所的人哩!"

伯娘站在门口,笑得合不拢嘴,眼泪却止不住地流。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封已经被汗水浸湿的录取通知书,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。

"国强他爹要是在天有灵,肯定高兴得很嘞!"伯娘红着眼圈说。

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:"这娃有出息,以后是要当大干部的!"、"刘兰啊,你可要准备接媳妇了!"伯娘笑得更灿烂了。

堂哥临走的那天,伯娘用攒了半年的钱给他买了一个褐色的行李箱,还塞了两身新衣服和几包方便面。那个行李箱在阳光下泛着光,像是通往美好未来的船只。

送别的火车站人头攒动,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和煤炭的气味。伯娘紧紧攥着堂哥的手,嘴上不停地嘱咐着:"到了北京要好好学习""别跟坏学生混""有什么困难就写信回来"……

火车汽笛长鸣,伯娘终于松开手,目送那列绿皮火车缓缓驶离站台,她的身影在站台上显得那么单薄。

可是,人的欲望像是无底洞。我常听老人们说:"人这一辈子,知足常乐。"可伯娘却从不知足。

当堂哥大三那年暑假,从北京带回来一个姑娘时,我清晰地记得伯娘脸上表情的变化——由惊喜到疑惑,再到不悦,仅仅在几秒钟内完成。

"妈,这是小慧,我同学,我们处对象了。"堂哥满脸喜色,却没注意到伯娘眼中的不悦。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,连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都显得刺耳。

小慧是个挺好的姑娘,瘦瘦的,扎着马尾辫,农村出身,在北大中文系读书,说话温温柔柔的。穿着一条普通的碎花裙子,干净却不出挑。只是家里条件不好,父亲是个乡村教师,母亲是生产队里的社员。

伯娘勉强笑着招待了小慧,烧了半只鸡,还煮了她最拿手的肉丝炒笋。但我注意到,她给小慧夹菜时,手微微发抖。

"什么对象不对象的,你才多大?学业都没完成,急什么?"那天晚上,伯娘把堂哥叫到里屋,声音压得低低的,我在院子里乘凉,却也听得真切。

院子里的老水缸映着月光,蛐蛐儿在角落里鸣叫。伯娘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:"她家里条件那么差,以后跟着你能吃苦吗?你是要留北京的人,她能帮你什么?"

"妈,小慧很优秀,她还获得过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呢!"堂哥的声音充满了自豪。

"优秀?吃优秀啊?咱们家吃了多少苦你忘了?我不就是想让你找个好人家的姑娘,以后少受点罪吗?"伯娘的声音陡然提高。

那时候,八十年代末的县城,人们还保留着根深蒂固的门当户对观念。院子里,常有人炫耀:"谁家闺女嫁了个干部"、"谁家小子娶了个城里人",仿佛这就是衡量婚姻幸福的唯一标准。

第二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我就听见院子里传来拖着行李箱的声音。堂哥红着眼睛送小慧去车站。他们在槐树下低声交谈,小慧眼圈红红的,不停地点头。

八月的清晨,空气中已经带着秋天的凉意。堂哥送走小慧后,整整一天没说话,像是行尸走肉一般。晚上,我路过他的窗下,听见他在房里哭,断断续续的哭声中夹杂着的话语:"我答应过她的,我答应过的..."

那年夏天,堂哥瘦了一圈,笑容也少了。临回学校前,我看见他偷偷把一张小慧的照片塞进了物理课本里。但最终,堂哥还是听了伯娘的话,和小慧断了联系。

伯娘却像是松了一口气,又恢复了以往的热情。她给堂哥准备了一大包家乡的腊肉和自制的辣椒酱,还有一件她织的毛衣。"大学毕业了,就要好好找工作,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。"伯娘说着,眼睛里闪烁着期望的光芒。

两年后,1990年初,堂哥研究生毕业,在北京一家研究所工作。这一次,是伯娘托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,给堂哥介绍了对象,北京本地人,父母都是机关干部。伯娘对这门亲事满意得很,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。

"妮子,你说我要不要再买套新衣裳?"她问隔壁的妮子婶,"毕竟是去见儿媳妇,不能寒碜了。"

见面那天,在一家新开的国营饭店里,堂哥显得很不自然,像是被束缚在一个看不见的枷锁里。那姑娘叫李芸,穿着时髦的喇叭裤和彩色毛衣,一头烫得卷卷的头发,眉眼间带着城里人特有的那种高傲。

整个晚上,李芸滔滔不绝地讲着北京哪家饭店的烤鸭最好吃,哪家商场新进了外国货,声音尖细,带着一股子势利。堂哥全程都面无表情,时不时看看手表,却硬是被伯娘拉着说了一晚上的话。

"怎么样?人家姑娘多好啊,家世也好,长得也俊,还是北京户口。"回来的路上,伯娘兴奋地说,搓着手,仿佛已经看到一片光明的未来。

"妈,我觉得不合适。"堂哥声音平静,像一潭死水。

"有什么不合适的?那姑娘条件多好啊!"伯娘急了,声音拔高了八度。路灯下,她的脸因激动而扭曲。

"我们没共同语言,她只关心哪里有好吃的,哪里有好玩的。"堂哥叹了口气,"她连我做什么研究都不感兴趣。"

伯娘一听就火了:"你那是书呆子思想!现在是九十年代了,谁还像你那么死板?找对象就看条件,感情是可以培养的!"

那个夜晚,我听见他们争吵到深夜。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,像是在为这对母子的隔阂而悲叹。

几个月后,初夏时节,堂哥又带回来一个姑娘,是他研究所的同事,名叫张雨,家在黑龙江哈尔滨,性格开朗大方。她和堂哥一起研究激光物理,聊起专业知识来两人总是滔滔不绝。

张雨给我们带来了东北特产——人参糖和木耳。她会包饺子,还教伯娘包了东北特色的三鲜馅。起初,伯娘还挺高兴,觉得这姑娘贤惠,可当听说她是东北人后,脸色又变了。

"东北人性格太强势,以后肯定管着你。"伯娘悄悄对堂哥说,"再说那么远,你结婚了我连个帮衬的都没有。万一有个头疼脑热,谁来照顾你?"

堂哥沉默了,眼神里有不甘,却也有认命。他只是默默地送走了张雨,目送她登上返回北京的火车,脸上的表情复杂而痛苦。

那天晚上,我看见堂哥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抽烟,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,像是他跳动的心事。他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孤独而消沉。

"小东,你说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?"他低声问我,声音里满是迷茫。

"哥,你为啥不争取一下?你不是最喜欢说'牛顿第一定律'吗?一个物体会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,除非有外力作用。"我试着安慰他。

"有些外力太强大了。"他苦笑着,又点燃了一支烟。

到了1997年秋天,堂哥已经三十岁,在单位评上了副研究员。这时候,全国掀起了下岗潮,不少工人失业在家。伯娘所在的纺织厂也不景气,但好在她已经退休,每月有退休金,日子还过得去。

十月的一天,落叶纷飞,堂哥突然打电话说要带对象回来。伯娘又是紧张又是期待,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,还特意去市场买了最新鲜的鱼和肉。

"这次可一定要满意啊。"伯娘对着镜子整理头发,喃喃自语道。

堂哥带回来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,名叫林小雨,是省里的优秀教师,性格温和,还会弹钢琴。她比堂哥小两岁,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,说话细声细气的,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。

"阿姨好。"林小雨给伯娘带了一盒保健茶,还有自己亲手织的围巾。"听国强说您腰不好,我特意给您带了这个腰带,是咱们省特产,对腰痛有好处。"

餐桌上,林小雨懂事地给伯娘夹菜,还会主动讲一些有趣的教学故事。她说自己在省重点中学教语文,还带出了不少省状元。谈吐之间,流露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堂哥的欣赏。

"妈,这是林老师,我们想结婚了。"吃完饭,堂哥的语气坚定了许多,不像以前那样犹豫。他握着林小雨的手,目光中满是坚决。

谁知伯娘看了一眼,就冷笑一声:"教书的有什么出息?一辈子就那点死工资。这年头,谁还当老师啊?你看看人家王厂长的儿子,娶了个公司总经理的女儿,现在开上小轿车了。"

堂哥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:"妈!我喜欢她!我们志同道合!我不在乎她是不是能帮我赚大钱!"

"志同道合?"伯娘讥讽道,"到老了吃志气啊?你知道现在买套房子多少钱吗?你一个月工资够付房贷吗?"

"我供你养老,你还要什么?难道我的幸福就不重要吗?"堂哥猛地站起来,脸涨得通红,声音哽咽。

"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!"伯娘也急了,"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?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,不就是希望你以后过好日子吗?"

堂哥冷笑一声:"妈,我现在明白了,你不是为了我好,你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!"

林小雨在一旁拉着堂哥的手,轻声安抚:"国强,别这样..."

那天晚上,堂哥和伯娘大吵一架,吵得整个院子的人都出来看热闹。老张头摇着蒲扇,叹气道:"年轻人啊,就是不懂父母的心。"王大妈则说:"刘兰也是的,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主意了,别太管了。"

第二天一早,天还没亮,堂哥就收拾好行李,带着林小雨准备离开。临走前,他把所有的录取通知书、奖状、证书都扔在了我家门口,发出"啪"的一声响。

"你把我当作你的荣誉证书,而不是你的儿子!这些东西还给你,你就好好欣赏吧!"堂哥声音低沉而坚决,转身离去,身影在晨曦中渐渐消失。

伯娘站在门口,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流下。"我怎么就把他给毁了呢?"她喃喃自语,像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。

那天以后,伯娘变得沉默寡言,整日坐在堂哥曾经的房间里,翻看他留下的书本和照片。我有时去看她,她总是望着窗外发呆,眼神空洞。"小东啊,国强小时候最爱下雨天了,说雨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像音乐..."她会突然这样说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
三个月后,初雪纷飞的日子,堂哥寄来一封信,信封上是熟悉的工整字迹。伯娘的手颤抖着拆开信,读了半天,突然"哇"的一声哭出来。

信中说,他已经辞职回老家了,在县一中教物理,还和林小雨结了婚。他们住在学校分的房子里,虽然条件简单,但很幸福。他还说,他想通了,真正的幸福不是高薪厚职,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,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。

"我供他念大学,让他留在北京,不就是希望他过好日子吗?怎么又回到这穷地方来了?"伯娘哭诉道,坐在地上,抱着膝盖,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
隔壁王大妈过来劝她:"刘兰啊,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路要走,你就别太难过了。再说了,当老师多好啊,工作稳定,有寒暑假,多体面啊!"

伯娘擦干眼泪,叹了口气:"可是...可是我总觉得对不起他爸爸。当年他爸爸临走时,让我一定要让国强出人头地..."

时间如流水,转眼两年过去。1999年夏天,我去县城出差,顺便看望堂哥。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着。

县一中坐落在县城北边,是一所百年老校,校园里绿树成荫,环境清幽。我找到了堂哥的办公室,正赶上他在给学生辅导物理题。

"等我一会儿。"他朝我笑笑,继续耐心地讲解着。那一刻,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光芒,那是一种充实和满足的光芒,是我在北京时从未在他脸上看到过的。

堂哥和林小雨住在学校分的房子里,虽不大,却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客厅里摆着一架钢琴,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书籍。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,堂哥和林小雨在樱花树下笑得灿烂。

"林小雨到省城开会去了,要不然你就能见到她了。"堂哥一边倒茶一边说,"她现在是省教育厅的特聘专家,常去各地讲学。"

更让我吃惊的是,堂哥偷偷告诉我,这些年他一直在资助小慧的弟弟上学。"小慧的弟弟今年考上了清华,"堂哥说,"虽然我和小慧没能在一起,但我答应过要帮她弟弟的。这孩子争气,比我当年考得还好呢。"

"你...你还和小慧有联系?"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"没有了,"堂哥摇摇头,眼中闪过一丝遗憾,"听说她嫁到了加拿大。但她弟弟偶尔会来信,说她过得挺好的。"

窗外,夕阳西下,金色的光芒洒在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身上。堂哥望着窗外,微笑着说:"小东,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。我带的班上周在全省物理竞赛中拿了第一名,我比拿到副研究员的时候还高兴。"

"你不后悔回来吗?"我忍不住问道。

"后悔什么?"堂哥笑了,"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这些孩子们,他们的眼睛里有光,这是最珍贵的东西。"

后来,我听说堂哥在县里创办了一个科技辅导站,专门帮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但有天赋的孩子。他用自己的积蓄买来实验器材,常常工作到深夜。县城里的人都敬重他,叫他"刘老师"。

五年后,一个金秋十月,伯娘终于放下面子,让我陪她去看望堂哥。一路上,她紧张得手心冒汗,不停地问我:"小东啊,你说国强会不会不认我了?"

"怎么会呢?他是您儿子啊。"我安慰她。

那天,我们到达县一中时,正赶上下课。校园里人来人往,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我们找到了堂哥的物理实验室,透过窗户,看到他被一群学生围着,正在讲解一个复杂的物理问题。

那一刻,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堂哥身上,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。林小雨在一旁泡茶,屋子里充满了书香和欢笑。伯娘站在窗外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"看,那是我儿子..."她哽咽着说,声音里满是骄傲和愧疚。

下课铃响起,我们走进教室。堂哥看到伯娘,愣住了,然后大步走过来,紧紧抱住了她。"妈..."他轻声说,声音里满是思念。

那天晚上,我们在堂哥家吃了一顿团圆饭。林小雨做了一桌子菜,还弹琴给我们听。饭桌上,堂哥讲起了他的学生们,眼睛里闪烁着光芒;林小雨则分享她的教学经验,两人配合默契,不时相视而笑。

伯娘安静地坐在一旁,看着这一切,眼中的神情逐渐从愧疚变成了释然。

回来的路上,伯娘对我说:"小东啊,我这辈子最大的错,就是总想替国强决定一切。我以为我是为他好,其实是害了他。"

她顿了顿,叹了口气:"现在看来,国强过得挺好。成才的路不止一条,成人比成才更重要。是我错了。"

夕阳西下,金色的余晖洒在伯娘满是皱纹的脸上,她的眼中闪烁着悔恨和释然的泪光。有些路,需要自己走过才明白;有些爱,用力过猛,反而成了伤害。

很多年后,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,常想起一句话:人生最大的成功,不是赚了多少钱,而是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。堂哥用自己的选择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,而伯娘的顿悟,则让我明白了:爱,有时候需要放手,才是最好的成全。